百家讲坛——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较量 高一(21)宋诗瑶
大家好,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美国一个著名的政治事件——水门事件。相信大家也都听说过,我之所以选它来讲,是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,它反映的是美国司法权与行政权的一场较量,折射出美国权力制约与平衡的原则。
一、尼克松——中美建交的功臣
在美国历史上,向宪法做出最大挑战的总统大概就是尼克松了。
对于尼克松总统,我们都非常熟悉。由于七十年代历史性的中美建交,他对中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。
然而就在此后不久,大洋彼岸传来消息,大家都知道他因为“水门事件”下了台。劳苦功高的尼克松总统,为了这么一件区区小事,就丢了总统的宝座?许多中国人都会为此感到不以为然。人们很难想到,他的下台和美国宪法有什么关系。
尼克松的政治生涯一开始相当顺利。他曾经当过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,上任时只有四十岁。艾森豪威尔是个相当受欢迎的总统,取得了连任,尼克松也就沾光做了八年的副总统。副总统任职期满时,接手竞选总统是很占优势的。
很不幸的是,他败在了著名的肯尼迪手里。
这次失败给尼克松非常沉重的打击。他退而求其次,开始竞选加州州长。1962年,他又一次失败了。换了别人,也许就从此打退堂鼓,享受退休副总统的日子算了。可是,尼克松确实是一个极有韧性的政治家。1968年,他再次鼓起勇气参加了总统竞选,这次,他以微弱多数“险胜”,终于实现了他的总统梦。
在外交上,尼克松显得很成熟。我们最熟悉的当然就是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。对于美国人,还有更重要的外交交锋,就是尼克松在美苏冷战的僵持阶段,顽强地一步步在谈判桌上向前迈进,使得一系列限制军备升级的条约得以签订。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得到改善,恐惧战争的美国人民,也因此看到了和解与和平的曙光。
二、水门大楼的窃听事件露馅
在紧张而忙碌的日子里,尼克松度过了四年的总统任期。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,他当然渴望能够连任,并在1976年,主持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二百周年的庆典。
这次大选是在一九七二年,从一年前,双方的竞选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场了。随着竞选的逐步展开,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日益感到不安。所谓知已知彼,百战百胜。而尼克松却觉得手下人没有充分了解竞选对手民主党的动向。他的这种想法,给他的手下人带来了一定的压力。
白宫顾问亨特和李迪就这样不光彩地登上了历史舞台。一个极为荒谬的夜晚悄悄逼近了。
著名的水门,原来只是幢普通办公大楼的名字。在美国,一般的机构和组织都不可能拥有自己的专用办公大楼,而只是在一个普通的综合楼里租几个办公室。一到下班时间,外面的大门锁就调成只出不进的状态。而美国民主党的总部就在它的六楼租了办公室。
谁会想到,这幢普通的水门大楼经民主党这么一租,就变得永远“青史留名”了。
这幢大楼晚上只有一个警卫。
白宫顾问招买来的几个散兵游勇,只用了一块胶带轻轻一帖,就使得水门那个只进不出的门锁失效。他们溜进大楼,然后在民主党总部的两个电话机上安了窃听器,然后顺利撤退。他们指望此举可以窃听到民主党竞选时期的内部情况,以助于尼克松竞选。
问题就在于,这是一帮非专业的散兵游勇,他们的活儿干的非常粗。在此后的两个多月里,两个窃听器一个失灵,另一个质量也有问题,噪声太大无法录音,勉强窃听了一堆毫无价值的电话之后,他们只好承认失败。如果他们能够彻底认输,倒也不会有“水门事件”了。
可是他们又一次行动了。
他们轻车熟路,白天到这儿溜一圈,趁机用胶带在门的侧面贴住门锁,使得他们天黑以后可以从外面打开。
在楼里办公的人们谁也没有注意,他们走出大楼,放心地带上门,回家去了。
但那天值夜班的警卫弗兰克发现了这条胶带,顺手撕去胶带,按职责给上司打了一个电话。他得到的指示是再检查一下其他的门,
当时,他并没觉得紧张,也没有马上去检查。
就在这个时候,那几个家伙又出动了。这时已经是半夜,他们胸有成竹地向已经贴好的门走去,直到他们伸手去开门,才意外地发现,门是锁上的。这一下,他们开始紧张了。
门锁上了,说明那张贴上去的胶带已经被发现。他们不敢轻举妄动,先请示了坐在对面旅馆里的那个头儿。
这位现场指挥是个急于邀功请赏的人,绝不会轻言放弃。他孤注一掷地下令进入大楼。他们用一套特技开了锁。值得庆幸的是,开锁时居然没有人发现。也许,他们开锁费了太大的劲儿,好不容易打开了,就本能地想把它贴上。实际上,他们应该知道,他们只要进去了,根本不用贴就可以出来。这一贴完全是画蛇添足。这真是命中劫数。
警卫弗兰克想起上司的关照,再一次检查门锁的时候,愣住了。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,刚刚被他亲手撕去的胶带又回来了!
闹鬼了,还是闹贼了?这时已经凌晨一点半了,他在向上司报告的同时,也向警察局报了案。
闯进去的那几个家伙,当然不会忘记在门外留一个望风放哨的人。这个人悠闲地呆在门外欣赏夜景,根本没把开过来的一辆普通汽车放在眼里。车里下来两个嬉皮士打扮的年轻人,这两个嬉皮士就是便衣警察。
那个望风的居然没想到要向里面的人通报一声。
两名警察上楼后兵分两路搜过来。这时候,闯进来的那几个,正因为打不开楼上民主党办公室的门锁,在那里卸门呢。当他们进入办公室的时候,便衣警察也摸过来了。他们举枪大叫“不许动”,办公桌后举起几双手。
几个笨蛋乖乖地给逮住了。
那个望风的家伙,看到楼上突然灯光大亮,警车尖叫着开来,才知道大事不好。他和里面的人已经联系不上,只能仓皇逃回他们作为据点的旅馆房间。接下来就是据点里乱作一团。
结果,他们在旅馆里留下了罪证累累。联号的百元大钞,装有文件的文件箱、写着白宫电话的号码本,当然还有窃听器材,等等。
这就是水门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。
到此为止,并不能说尼克松本人触犯了法规,只是有一些与白宫有关系的人在外面触犯了法律。尼克松也表示,他也是从报纸上读到水门事件的,他当时认为报道十分荒唐,没当回事。两天以后,他才知道有一些共和党竞选总部的人涉案。但是,这并没有影响尼克松几个月后,以绝对优势竞选连任成功。
三、无奈的总统与愚蠢的情报员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个小问题:当时在旅馆里指挥的两个人----亨特和李迪,他们这样低水平的人,怎么就混进了白宫呢?总统想获得情报,难道没有专业情报员吗?
事实上,尼克松知道,自己手中的权力说大也大,说小也小,他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。
在美国的权力结构中,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都是所谓的独立联邦机构,他们并不真正属于总统行政分支的管辖。他们的章程必须受到立法分支国会的批准,运作也必须接受国会的监督。
他们不会轻易答应尼克松一些钻法律漏洞的要求。那么,这样的事情该找谁去干呢?它只能通过一些私人关系,寻觅一些可靠的人(当然后来证明这些人也未必可靠)。问题还在于,这些人必须愿意违法。结果,就几乎找不到脑子清楚的人了。这也就是“水门事件”中表现得如此混账的亨特和李迪,居然会混入白宫上班的原因。
关于李迪还有一个小故事,在著名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中,为了调查告密者,李迪提出过各种吓人的计划,例如,为了得到告密者的资料,他甚至提出过想要扔个燃烧弹,然后再雇人冒充消防员冲进去抢文件之类的计划。但是,这些计划都被他的上司一口回绝了。
为什么李迪在白宫待得下去呢?只是因为,尼克松不愿意放弃身边有几个忠心耿耿的人。如果那些专业情报员一上手,这点活儿还不都是小菜一碟,至于要闹出这种笑话来吗?可是,美国总统一旦想违规操作,完全可能一个人都指挥不动。如果还有谁连犯法都不顾,一心想去效忠总统的,大概也就是李迪这种水平的人了。尼克松也是出于无奈。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水门活动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?美国的政府是富的,它有巨大的税收。但是美国的政党却是穷的,它的活动经费全仗着捐款,而每次竞选又需要巨额费用。政府的钱,连总统也动不了它去进行违法操作。那政党的钱呢?联邦竞选法规定,所有政治捐款,都必须接受国会的监督。
但是巧合的是,联邦竞选法的生效在一九七二年四月七日,所以,就在这项法律生效的前一天四月六日,李迪拿到了用于水门行动的活动经费,这笔钱就是来自共和党收到的政治捐款。这样,他们抓住了最后一个机会非法使用政治捐款。
尽管法律没有生效,他们也不是用的光明正大,他们只是“希望”不被发现,因为法律生效之前,国会一般不会检查。
水门事件就这样发生了。美国的权力制衡,因为尼克松这样一个挑战宪法的总统,充分地进行了一次实战演习。
四、尼克松参与掩盖行动
看上去,水门事件已经结束了。可实际上,它却是一个大故事的开篇。如果此刻白宫和盘托出,承认共和党及白宫的高层人士涉案,这的确会是一个够大的政治丑闻。但是,鉴于尼克松对水门事件事先并不知情,因此,总统本人没有法律责任,只是在道义上,没有看管好下属。
在这个关键时刻,如果朝错误的方向再迈出一步,就很难刹车了。可是,尼克松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,开始掩盖真相了。
这时,23名普通的华盛顿市民,已经组成一个大陪审团。大陪审团开始对水门事件进行秘密听证。他们的任务是在检察官起诉之前,代表人民对案情秘密听证,根据听证情况再决定是否需要继续追究调查,是否可以对涉嫌者起诉。
在这种情况下,尼克松和手下那几个亲信商量的时候,他甚至说,我就是吃不准,是不是要把司法部长和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找来,让他们停止调查。
司法部长毕竟是总统行政系统的一个雇员,他的政治前程在一定程度上是总统给的。所以,当时的司法部长,和其他的官员,多少都有过犹豫。
但是,案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,就像卫星进入了运行轨道。根据分权的原则,行政分支的一个高级官员做得再大,也不能干涉即使是很低级的司法程序。哪怕是企图拖延时间都不行,否则就涉嫌犯罪。所以,司法部长也罢,联邦调查局长也罢,在犹豫之后,都在总统与制度之间选择了制度。他们必须按部就班地查下去,哪怕查的就是自己的上司。
这一年是总统大选年,也是国会自己的大选年。于是到了最后一段时间,国会就必须关门大吉,休会了。再有天大的事情,咱们也得等选完之后的下届国会再说了。所以,水门事件并没有被国会提上议事日程。
可是,当新的国会组成的时候,尼克松再也逃不过了。此时,水门案件中已经被联邦调查局盯上的那几个涉案者,已经被大陪审团批准,由检察官起诉。水门事件要正式开庭审理了。
负责这个案子的法官叫西里卡,是一个强势人物,他在预审听证中就发出连珠炮一样的“重磅”问题。他要检方注意,陪审团想知道的是,谁雇了这些人,他们去干了什么,谁付的钱,是谁发动了此案,等等。他一开始就表现出一追到底的尽头。
但是,法官西里卡第一个回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原因是已经被起诉的那几个家伙,包括李迪,一个个纷纷开始表示“认罪”。
关于认罪,有必要解释一下。由于一个案子的审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,一般检方都鼓励被告认罪。凡是证据确凿的案子,被告一般都会选择认罪以换取减刑。
中国人都说坦白从宽,可是这里的认罪并不等于坦白。被告只是认定自己有罪,他完全可以在认罪时,并不坦白与他人有关的案情。一旦认罪,律师就不再有机会步步紧逼,追出漏洞和其他作案人。作为检察官,对一名被告的起诉,在认罪的一刻就宣告成功。可对于想揪出罪犯后台的法官来说,反而意味着失败。
司法分支的戏唱不下去了,立法机构----国会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却正式启动,调查委员会已经成立,听证会迫在眉睫。
尼克松如临大敌。凡是国会的这类听证会,证人必须在作证前宣誓。证人将在全美国人面前,一手按着圣经,举起另一只手宣誓,誓言自己说的将句句属实。如果当着全国人民在誓言之下作伪证,这会冒很大的政治风险。
那已经“认罪”的七个被告,会讲出真相吗?问题是,连最起码的堵嘴钱都没有筹齐。
此时,尼克松趁着总统连任,想提拔一位自己信得过的人: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格雷。局长去世缺位,他决定提升格雷为正局长。这一次,老谋深算的尼克松居然忽略了“国会审查新提名行政官员听证会”的严重性。听证会上,格雷本来只想把调查水门事件的进展告诉尼克松,可他在突如其来的发问下慌了神,几乎把总统顾问迪恩对调查的插手和干扰,全部讲出来了。
从这一刻开始,尼克松有点清醒了。他们之前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掩盖水门事件上。而到了这个时候,他们的掩盖行动本身已经曝光,而这就可以定干扰司法罪,这是一项更为严重的犯罪。掩盖行动本身就需要掩盖。问题是,新的掩盖又是什么呢?这无穷的恶性循环,已经吓坏了所有的“圈内人”。
前白宫顾问亨特,认罪的七人之一,在审判前终于沉不住气,向白宫发出威胁。他的要求就是钱。他为自己的沉默开出了新的价码。参与行动的窃听专家麦克考尔德却比亨特平静得多,他知道总统想救也救不了他。他给法官西里卡写了一封信。这一天是三月十九日,正是西里卡69岁生日。他看完信,又重新把它封起来。西里卡只悠悠地说了这样一句话:“这是我一生得到的最好的一件生日礼物,它将把案子的兜底翻开。”
在七名被告审判的前两天,尼克松召开会议。在会议上,尼克松第一次知道亨特的威胁。他在会上13次提到要付亨特的钱。那天晚上,他们把亨特要求的现金的一半,偷偷塞进亨特的律师的信箱。
两天后,开庭。法官西里卡宣布,被告麦克考尔德有一封信给法庭。随后,西里卡当庭开念。内容是,被告曾受到政治压力而沉默,此案凡涉及政府部门,涉及他们的作案理由,都有人做了伪证;此案尚有其他罪犯。
这封信活像一颗炸弹,在法庭上炸开。记者们就像被炸飞的弹片一样,一休庭就直奔电话机,没过多久,这已经是美国民众嘴里的一条新闻了。
五、“强盗”解雇了“警察”
权力的魅力,使尼克松不可能轻易交出白宫。权力的威力,使得掌权人有更强的能力应付危机。
这时,国会已经决定召开听证会,这是立法分支对行政分支的监督审查。国会听证会虽然不是法庭,但是它的严肃性绝对不比法庭差,因为它会向全国做电视转播。所以,尼克松想要跳过国会听证这一层,直接进入司法程序。可以想象,如果召开听证会,那么全国民众的愤怒会立即如同潮水般把白宫淹没。两害取其轻,进入司法程序反而好些。
可是,尼克松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。调查水门事件的司法程序和听证会几乎在同时展开。尼克松的法律顾问、心腹迪恩到场作证。
国会调查委员会副主席是个与尼克松关系不错的共和党人,他突然问了一个问题:总统知道些什么?他以为,迪恩会在电视机前,对美国人民确认“总统并不知情。”
可是,迪恩的回答让所有美国人目瞪口呆。迪恩讲完了尼克松参与掩盖行动的全部故事,包括无数次大规模的妨碍司法,堵嘴钱,大赦许诺,等等。那天,好多美国人都在问,难道这就是我们选出来的总统吗?
在听证会的同时,国会调查委员会对白宫的很多工作人员进行约谈,又阴差阳错地知道了只要是尼克松在场的会议,全程录音。现在,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了有整整5000个小时的总统录音在那里。
参议院一致投票决议,任命一个“独立检察官”调查水门事件。独立检察官是由司法部长理查德森任命的。他挑选了一个哈弗大学法学教授考克斯出任。
理论上说,司法部长是自己的上司,总统是司法部长的上司,要调查自己上司的上司谈何容易?于是,考克斯在“独立”二字上做足文章,从司法部长手里要来了完全独立的调查权。
和“上司”短兵相接,考克斯却一点也不害怕。他先从法官西里卡那里拿来一张传票,带着一名警官,竟然跑到白宫给总统送传票去了,通知尼克松带上谈话录音带到法庭候审。
尼克松拒绝了。他说,尽管怀有对法庭的最高尊重,但是这种要求与总统的宪法地位不相符,总统不从属于法庭的强迫性程序。法官西里卡收到这封抗拒信,又下了一个命令,要求尼克松提供不交录音带的理由。
那么,问题又来了,尼克松的抗拒是不是真的有道理呢?总统是不是在法庭的强迫性程序之外呢?事实上,谁也不知道。这次罕见的美国总统的刑事犯罪,已经形成了一次美国历史上的宪法危机。
在这种情况下,应该谁说了算呢?在美国的逻辑下,答案是不难找到的,应该是美国人民说了算。法庭因此召开了一个公开的历史性会议。在这个会上,法官西里卡决定,让大陪审团,也就是在司法程序中,一向象征美国人民的那些普通陪审员,公开表达他们的意愿。这是整个水门事件中最庄严的一刻。
这23名被偶然招来作为这个案件陪审员的普通美国人,代表美国人民站了起来。西里卡分别向每个陪审员提出问题:你是否要求总统对拒绝交出证据提供理由?
所有陪审员都依次回答:是的。
那么尼克松该怎么办呢?尼克松当时确实万分恼火。因为,使他难堪,在司法程序上一步不让的那名独立检察官考克斯,从理论上讲还是行政分支的一名下属。如果不是他,法庭也不可能出一张传票让尼克松交出录音带。作为上司,尼克松开始考虑运用自己的权力解雇独立检察官。
司法部长深知,如果总统下达命令让自己解雇独立检察官,他是无法拒绝的。可是,他除了面对总统的命令,还必须面对法律、面对历史、面对良心。所以,他平静地辞职了。在辞职信中,他提醒尼克松,不要忘记,在当初给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任命书上,规定了司法部长“不能推翻、不能干涉独立检察官的决定。”
当晚,抢在司法部长宣布辞职之前,白宫宣布他被解雇了。这一做法显得十分卑劣,他们不让他以辞职的形式离任,一心想毁了他的政治前程。
司法副部长以同样的原因和方式辞职。可是,司法部长走后留下的第三把手鲍克,还是同意签字解雇考克斯。
整个风波的核心人物,独立检察官考克斯心情悲愤。因为,这不是一个“上司对下属工作不满意”的解雇,这是一个被法律追踪调查的特殊罪犯,利用手中来自人民的权力,开除一个代表法律和人民对他进行调查的检察官。这就等于一个正在抓一帮强盗的警察,让这帮强盗给解除了警察职务!
水门事件的公正裁决
考克斯被解雇后,全美国就象触了电一样,人们从四面八方打电话到华盛顿表示抗议,以致于电话公司不得不修改计算机参数,以适应需要。
无论有多少风波,法庭照常开庭。星期二下午,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。法官对面,一侧坐着白宫的律师们,另一侧,独立检察官却不见踪影。但是,他的11名助手全部到场,坐在检方的位置。
法官西里卡宣读了法院判决,肯定了要求总统交出录音带的命令。
总统律师走到话筒前,回答说:美国总统将完全执行命令。全场静得只能听到人们的喘息声。
迫于美国人民的压力,尼克松终于承认了不可阻挡的大势,承认了司法分支的监督权,不得不重新任命了一个新的特别检察官,并交出了其中九盘录音带。
在听完那几盘录音带后,人们才明白,为什么尼克松要死死保住它们。他们不仅听到了尼克松谈到要搞到上百万美元的“堵嘴钱”,还有他亲自教下属做伪证。
1974年5月31日,“水门事件”到达最高法院。最高法院裁定:“总统显然享有行政豁免权,但是,这种豁免权不可以压倒刑事司法程序。总统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。”
同时,美国国会启动了对尼克松的弹劾程序,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对总统的弹劾。即使是共和党议员,也没有人站出来支持尼克松。
水门事件终于接近尾声。四面楚歌的尼克松,在1974年8月8日,水门事件事发的两年后,宣布辞职。尼克松发表声明:“我尊重和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,并承认总统没有超越宪法的权力。”
9月8日,新任的福特总统宣布给予尼克松豁免,一劳永逸地免除了对尼克松有可能发生的一切追究。美国民众也认为,这个豁免是公正的。尼克松为自己的过错受到的惩罚已经足够了。正如尼克松自己说:“是以一种如此错误的方式在处理水门事件,它将成为我余生中每天要背负的重担。”
今天的美国人,已经原谅了尼克松的错误。尼克松后来坦率地回答关于水门事件的所有问题,并告诉人们,最可怕的不是犯错误,而是尝试去掩盖错误。这场行政分支与司法分支的较量,以宪法的尊严获胜为结局,也是权力制约与平衡原则面临巨大挑战时,成功解决的一个案例。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去想一想,如果中国出了这样一个尼克松,我们的司法系统,甚至是我们的每一个国民,是否有这样的魄力,去维护宪法的尊严,去真正地维护民主。今天的百家讲坛结束了,但我希望,我们的思考没有结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