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家讲坛讲稿(鲁迅与虚无主义)高二<20> 佟若兮
鲁迅与虚无主义
高二<20>佟若兮
提到鲁迅,我们可能首先想到这样一段话:
“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,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,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。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,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,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坚决最忠实最热枕的空前的民族英雄。鲁迅的方向,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。”
长期以来,这就是对鲁迅的官方评价。新社会的鲁迅成为了斗争与批判的代名词,四处奔波,将绝对正确的铁拳砸向一切敢于发出不同声音者。当然,鲁迅自己倒不怎么奢求新社会的到来。他有一个预言:“倘当(旧社会)崩溃之际,竟尚幸存,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尓。”祝勇先生曾有一个观点:白天的鲁迅,在各个价值系统的漩涡中奋战,嬉笑怒骂,掷出“匕首”与“投枪”,这也是我们所熟知的鲁迅。但另有一个晚上的鲁迅,这个鲁迅是迷茫的,绝望的,痛苦的。如果白天的鲁迅是理性的战士,那么晚上的鲁迅便是迷失的过客,后者则正是我们今天的主题。
的确,关于人生的问题有很多,其中最流行的几个分别是:我是谁?我从哪里来,要到哪里去?假如我不做今天的数学作业,从宇宙的角度讲有什么关系?不做数学作业,从宇宙的角度来讲当然没有什么,但出于对你人身安全的忧虑,我强烈建议你把数学作业做完。昆德拉在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中提出过:在没有永恒轮回的世界上,人只能活一次,一次不算数,一次就是从来没有。生命太过渺小,那么,生命的意义何在?《野草》中有篇文章,叫做《过客》,可能代表了鲁迅对这几个问题的看法,我们不妨看一看。
过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过客——约三四十岁,状态困顿倔强,眼光阴沉,黑须,乱发,黑色短衣裤皆破碎,赤足著破鞋,胁下挂一个口袋,支着等身的竹杖。这时,我们大概都想起了鲁迅的初登场:“突然,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,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,粗而且硬,笔挺的竖立著,真当得‘怒发冲冠’的一个‘冲’字。”那么,他都说了些啥呢?
翁——客官,你请坐。你是怎么称呼的。
客——称呼?——我不知道。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,我就只一个人,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。我一路走,有时人们也随便称呼我,各式各样,我也记不清楚了,况且相同的称呼也没有听到过第二回。
翁——阿阿。那么,你是从哪里来的呢?
客——〔略略迟疑,〕我不知道。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,我就在这么走。
翁——对了。那么,我可以问你到哪里去么?
客——自然可以。——但是,我不知道。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,我就在这么走,要走到一个地方去,这地方就在前面。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,现在来到这里了。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,〔西指,〕前面!
“我是谁?”我不知道。“我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?”我不知道。这就是我们“最正确最坚决最忠实最热枕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”的回答!不错,这是《野草》的文章,而 《野草》大多是“梦话”,是鲁迅写给自己看的。这才是真正的鲁迅,迷茫,绝望,不知从何而来,也不知要到哪里去,但依旧要走,“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,我就在这么走,要走到一个地方去,这地方就在前面。”走的过程便是意义的过程,这大概就是鲁迅的哲学。
当然,鲁迅自己也曾有过热切的希望,救治民族的心魂,但经过与“正人君子”,“无物之阵”的对垒后,他绝望地发现,中国人太缺乏“诚”与“爱”。首先是“诚”。中国人善于看戏也善于做戏,鲁迅写道:群众,尤其是中国的──永远是戏剧的看客。牺牲上场,如果显得慷慨,他们就看了悲壮剧;如果显得觳觫,他们就看了滑稽剧。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,仿佛颇为愉快,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,也不过如此。而况事后走不几步,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。多少先驱留下的鲜血,“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,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“流言”的种子。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,我总觉得很寥寥。”再如,我们都很熟悉的《祥林嫂》中几位吃斋念佛的老太太,“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,便特意寻来,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。直到她说到呜咽,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,叹息一番,满足的去了,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。”他人的痛苦不过是自己用以消磨时间的娱乐,这实在是令人心寒。自己的一切行为,言谈,举止,乃至信仰,都是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。人们常说,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,中国人没有信仰。我不这样认为。小时候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刻,就是旅游时,我看到希望工程的捐款箱里实在是空空如也,但一到香火旺盛的庙里,总可以看到有虔诚的富豪们大方的投入百元大钞。为何呢?在庙里投的钱可以换来保佑,给希望工程投的钱则不能。信仰也不过是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而已。鲁迅说:“中国的一些人,至少是上等人,他们的对于神,宗教,传统的权威,是‘信’和‘从’呢,还是‘怕’和‘利用’?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,毫无特操,是什么也不信从的,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。要寻虚无党,在中国实在很不少;……”他们什么都不信,但是他们“虽然这样想,却是那么说,在后台这么做,到前台可那么做”……这叫做“做戏的虚无党”。只要对自己有利,信什么都可以。鲁迅有一个很准确的概括:"在中国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,有明说不做其实是要做的,有明说做这样其实要做那样的,有时是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,有一声不响其实是假的,也有的这么说就这么做的。"这就是说在中国想、说与做三者是完全分裂的,所以中国的语言都是独立于人的思想和实际生活之外的。一般的语言是思想的反映,但中国语言不受思想制约:一般说语言要变成实际,而中国语言也不受实际制约,中国的语言完全游离于想和做之外,所以中国成为"游戏的文字国"。鲁迅说,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所说的,你就是一条笨牛,在中国你永远不合时宜,尤其是你相信他所说的,又按他所说的去做的话,在中国你就会处处碰壁。更可怕的是,大家都不相信,说的人固然不信,听的人也不信,大家都清醒地知道语言的虚伪性,却仍要继续维持这个虚伪性,因为已经形成了游戏的规则。明知是假的,也要做出相信的样子,才能维持游戏的原则,如果其中有一人说出真话,指出它是假的,这人就破坏了游戏规则,使游戏做不下去。于是便“天下共击之!”
其次是“爱”。鲁迅曾叹息:“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,那么,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的太滥,毁的太滥了。”中国的传统,是父本位体系,父为子纲,夫为妻纲,君为臣纲,这样当然有助于理顺社会关系,稳定社会秩序。但随着时代变迁,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联系越来越僵化,腐朽,以至于形成了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力,即所谓“吃人”。权力就是一切。于是鲁迅登场了,他高呼“救救孩子”,以幼者为本位,由“吃人”变为“立人”。这是另一种出于天性的爱,而不是沉重的道德义务,“例如一个村妇在哺乳婴儿的时候,绝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;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,也绝不认为将要放债。只是有了子女,即天然相爱,愿他生存;更进一步的,便要愿他比自己更好,就是进化。”爱就是爱,不是社会的道德义务,更不是父为子纲的权力基础,他要恢复出于自然天性的血缘的爱。这一条,鲁迅称之为“生物学真理”。“所以觉醒的人,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,更加扩张,更加醇化;用无我的爱,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。”因此鲁迅将自己定位为“历史中间物”,他的历史使命就是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,肩住了黑暗的闸门,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;此后幸福的度日,合理的做人。”倘若要做到这一点自然要敢于立新,敢于变革。但革命总不免于流血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:“假设你自己要建筑一所人类命运的大厦,目的在于最后造福人类,给予他们和平和安谧,但是为这个目的,必须而且免不了要残害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生物,——比方说就是那个用小拳头捶胸脯的孩子吧,要在他的无法报偿的眼泪上面建造这所大厦,在这种条件下,你答应不答应做这房子的建筑师呢?请你坦白说,不要说谎!”
这个问题当然难以回答,我们谁也没有做出这个决定的权力。但至少我们会犹豫,会想到要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权利云云,这就够了。不幸的是,中国人似乎太多了,生命也太没有价值,谁也不把谁的生命当做一回事。滥杀无辜在我们的土地上以成为常态。人们真正是“无所容心于其间”了。另一方面,我们还有将流血牺牲神圣化的“革命高论”,当然,“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叫别人去死的权利,假如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,那么请你自己先去死吧。”你看,鲁迅一直在强调个体生命的选择自由。“革命是叫人活而不是叫人死的。”即使是革命,也要尊重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。这是革命的底线,否则就不是革命,而是屠杀了。正如加缪的戏剧《正义者》,为了保护两个无辜的孩子,革命者卡利亚耶夫放弃了炸死沙俄大公的机会。而斯切潘是卡利亚耶夫的对立面。为了让大公死,他认为必须让坐在大公身旁的那两个孩子死。斯切潘刚刚从监狱逃亡回来。三年的监狱生活,他受尽折磨。鞭子把他身上最后的羞耻心打掉了。当别人因受不了酷刑和污辱而自杀时,他却活了下来。一个这样活下来的人,如他所说:“现在,我还有什么可羞愧的?”卡利亚耶夫说:“正因为热爱生活,我才投身革命”时,斯切潘则说:“我不热爱生活,而热爱生活之上的正义。”卡利亚耶夫热爱生活中的美好,歌颂青春,生命与爱情。斯切潘也爱,爱正义,但决不是那种心驰神往,温情脉脉的爱,而是满怀复仇和反抗怒火的爱。为了复仇,他绝不会所谓尊严自杀,他要杀的不仅仅是一个大公,他要尽可能的毁掉旧世界。他说:“其实,你们并不相信革命。(除了雅奈克,所有人站起来)你们并不相信革命。如果你们完全彻底地相信,如果你们确信,我们通过牺牲和胜利,定会建起一个摆脱专制主义的俄国,而这片自由的土地终将覆盖全世界,如果你们不怀疑到那时候,从主人手中和成见中解放出来的人,将向天空仰起真正神的面孔,那么,两个孩子的死又有多大分量呢?那么,你们就会认为自己有一切权利,一切,你们听清楚了。如果你们顾惜他俩的生命,裹足不前,这就表明你们对自己的权利没有把握。你们不相信革命。”
卡利亚耶夫不一样,尽管是为正义而杀人,但他坚持认为,自己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,但他又不得不这样做,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生命,主动被捕,英勇就义,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正义。不会犯罪的人犯罪,是为了最后消灭犯罪。但“结果要不是这样呢?”“如果他白白死去呢?”那么这种选择又有什么意义?“没有任何方法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,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。......如果生命的初次排练就已经是生命本身,那么生命到底会有什么价值?”这是昆德拉的结论。鲁迅也问过自己:“假如一间铁屋子,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,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,不久都要闷死了,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,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,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,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,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?”但至少卡利亚耶夫反抗过,他做出了常人无法做出的选择。鲁迅也是如此,尽管对选择的结果不抱希望,仍能勇敢的迈步前进。那就是“反抗绝望”。
尼采云:“人之所以伟大,乃在于他是桥梁而不是目的;人之所以可爱,乃在于他是过渡和没落。”鲁迅就是这样的人,也就是尼采的“桥梁”。他不是未来的开创者,“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,我不愿去。”在大时代的动荡中,他们是无家可归的精神流浪者,尽管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,却时时感受着孤独与无助。查拉图斯特拉不是超人,他只宣告了超人的来临。在新旧价值交接之际,往往会诞生虚无主义。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值丧失价值。周国平曾这样描述虚无主义:“所谓最高价值,就是指历来形而上学所设置的赋予生存以终极的根据,目的,意义的本体,从柏拉图的理念到基督教的上帝均属此列。它们之丧失价值,使得生存失去了目的,根据,意义。随着最高价值丧失价值,附着在其上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丧失了价值。”换用尼采的话讲就是:“上帝死了。”人的存在再也没有一个先验的目的。
于是人失去了存在的理由。我是谁,我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?刚才已经讲过,鲁迅的回答是:我不知道。其实,这样的问题,没有答案反倒是好事,人生有什么意义?我不知道,所以才有动力支撑我们去研究,追寻,在追寻的过程中,我们总能找到比意义更为珍贵的东西。要是啥都知道了,活着就无聊了。这是乐观的一面。悲观的一面呢,就是实际上我们是从虚无中被抛到这世界上来,又将归为虚无。既是归为虚无,我们当然不知“到哪里去”。换言之我们对自己的归宿,始终是有一丝恐慌的,这更揭示了人的生存本质:无家可归。萨特言:“存在先于本质。”其实就是说,人活着(存在)是没有什么意义(本质)的。难怪孔夫子自称“丧家犬”。谁不是丧家犬呢?只是孔夫子敢于面对这一点罢了。他老人家漂泊一生,虽被冠为“摩登圣人”,但在自己的时代,却不折不扣的是个局外人,零余者,只不过他老人家还比较的富有战斗精神,不然又会成为所谓“存在主义的先驱”。成为中华民族“领先世界几千年”的论据。我们先来看《立论》。
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,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。
“难!”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,看着我,说。“我告诉你一件事——
“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,合家高兴透顶了。满月的时候,抱出来给客人看,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。
“一个说:‘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。’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。
“一个说: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。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。
“一个说:‘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。’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。
“说要死的必然,说富贵的许谎。但说谎的得好报,说必然的遭打。你……”
“我愿意既不说谎,也不遭打。那么,老师,我得怎么说呢?”
“那么,你得说:‘啊呀!这孩子呵!您瞧!多么……。阿唷!哈哈!Hehe!He,hehehehe一九二五年七月八日
说假话者得欢心,而讲真话者倒挨了斗。为了讨好主子,各人都在为其满月的儿子大唱“赞”词,主人听得眉开眼笑;可不知从何处传来了一声非奴才式的怪腔,是人终不能逃脱一死,这是一句大实话,可大家却偏偏不愿意听。这又是《皇帝的新装》的剧情。鲁迅毕生都在追求真,他抨击“做戏的虚无党”,要我们“睁了眼看”,走出瞒和骗的大泽,追求新的生路。那么,当然也要正视“死”。谁不怕死呢?于是我们避免谈到死亡,干脆忘了它。死实在是太过沉重,可如果没有,生也不再那么宝贵了。鲁迅正是在死亡中反证了生命的价值。
接着是他的一篇小说:《孤独者》。
《孤独者》中的魏连殳,无论是外貌,谈吐,还是神色,都最像鲁迅,“那是写我自己的”。题目已经写得很清楚,他的一生,就是“亲手造成孤独,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们的一生。”鲁迅小说中的先驱者,大都不被人民所理解,这也是他自己的悲剧。但魏连殳的孤独已经上升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。《小杂感》中就以漫画的形式为我们描绘了都市的一角:
“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,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;对面是弄孩子。楼上有两人狂笑;还有打牌声。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。”
“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,我只觉得他们吵闹。”
这是何等冷酷!但冷酷背后,却又是无奈与痛苦。谁能因他人的痛苦而感受到切肤之痛呢?我们也还记得祥林嫂与夏瑜不为人所理解的痛苦。痛苦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,泪水也不过是自我安慰的饮料。魏连殳不一样,他身上残留着魏晋的遗风,举止狂放,但绝不是演戏。为祖母送殓,别人哭时他不哭,“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发光”。大家都走散了,他却落泪了,而且“立刻变成长嗥,像一匹受伤的狼,当深夜在旷野嗥叫,残伤里夹杂着愤怒与悲哀。”他不屑与众人为伍,他们都只是表演罢了。
更重要的是,魏连殳追问了自己存在的价值。“我还得活几天!”为什么呢?钱理群曾总结过魏连殳的三个标准:他也曾是有梦想有追求的人。为自己而活,为信念而战。若希望破灭了,理想不存在了,那也还是要活,因为有爱我的人希望我活,为了他们我也要坚持活下去。可魏连殳的问题是:爱我者也不存在了,不再对我寄予希望了,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?“生存还是毁灭,这是个问题。”鲁迅的回答是: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活下去。明知无法战胜黑暗,但还要坚强地活下去,哪怕只是“同黑暗捣鬼”呢。这是被命运捉弄的人对命运的复仇。
加缪在《反抗者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:“我反抗故我在”。面对冰冷沉默的世界,人若是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,又与蛆虫何异?但鲁迅的反抗更进一步,他要反抗的不是荒诞,而是绝望。反抗不是通过斗争,而是通过抛弃希望。这到底是如何呢?有请鲁迅自己现身说法:
B:没有的事……为什么?
A:我那时对你说过,要到西湖上去做二万行的长诗,直到现在,一个字也没有,哈哈哈!
B:哦,……我可并没有失望。
A:您的“世故”可是进步了,谁都知道您记性好,“责人严”,不会这么随随便便的,您现在也学会了说谎。
B:我可并没有说谎。
A:那么,您真的对我没有失望吗?
B:唔,无所谓失不失望,因为我根本没有相信过你。
为什么我们会有绝望?就是因为我们都有所希望,希望受到打击而破灭,当然会绝望。于是鲁迅掏空了希望,不对未来抱有幻想,绝望就无从谈起了。“《过客》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,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,就是反抗绝望,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,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,更悲壮。”在无望中坚守,却使鲁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自由,他的文字从此在虚无中自由自在的翱翔,在严肃的背后,我们可以体察到他的幽默,和幽默背后的悲凉。陈丹青说道“好玩,然而绝望,绝望,然而好玩,这是一对高贵的、不可或缺的品质。由于鲁迅其他深厚的品质——热情、正直、近于妇人之仁的同情心——他曾经一再欣然上当:上进化论的当、上革命的当、上年轻人的当、上左翼联盟的当,许多聪明的、右翼的正人君子因为他上这些当而指责他,贬损他——可是鲁迅都能跳脱,都曾经随即看破而道破,因为他内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与虚空,因为他克制不住地好玩。”
那么,人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?鲁迅给出的答案是:“立人。”尼采早在两百年前就预告了虚无主义的来临,他大声疾呼:“上帝死了。”这样,属于人的时代才真正到来。哲学的目的,就是为了探寻人生的意义,哲学是人学。叔本华告诉我们:人类的“爱情”,“自由”,“真理”,“和平”这些价值观都是为了生命而存在的,如果人类再用这些东西来反证生命的价值,那确确实实就成了显而易见,不足轻重的诡辩。人生易逝,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最终都会化为虚无。所以人的生存没有任何目的可言,存在毫无意义。那么人为何还能存在呢?
因为爱。查拉图斯特拉高唱:“我们爱生命,并非因为我们习惯于生命,而是因为我们习惯于爱。”这让人想起托尔斯泰的论断:人的生命本就毫无目的可言,这就是人的自由。鲁迅告诉我们,人为了自己而存在,“谓凡一个人,其思想行为,必以己为重视,亦以己为终极,”“惟发挥个性,为至高之道德”,“惟此自性,即造物主。唯有此我,本属自由。”只有强调人的个体主体性,才能进入自由的境界。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或灵魂。道德和灵魂都是人在生存中创造出来的。人没有义务遵守某个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,却有选择的自由。要评价一个人,要评价他的所作所为,而不是评价他是个什么人物,因为一个人是由他的行动来定义的。“是懦夫自己把自己变成懦夫,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。人除掉采取行动外没有任何希望,而唯一允许人有生活的就是靠行动。”萨特在《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》中写道:“人们可以把人道主义理解为一种学说,主张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是最高价值。一个存在主义者永远不会把人当做目的,因为人仍旧在形成中。但人道主义还有另一个意义,其基本内容是这样的:人始终处在自身之外,人靠把自己投出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使人存在;另一方面,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。”人的高贵,在于他可以自己给自己提供一个意义。我想,这或许就是我们还没有选择放弃生命的理由吧。